张果喜:大富翁见证非公有制经济法律地位变迁

2009年9月2日，张果喜在外出差，57岁的他依然忙碌着。谈到江西果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近况时，公司副总汤冬莲用一个词来形容：平稳发展。
1973年，江西省余江县邓埠镇农具修造社行将倒闭时，年仅19岁的农村学徒工张果喜大喊一声：“要吃饭的跟我来！”
　　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个人资产就已达到3000万美元，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亿万富翁。张果喜被认为是中国解放以来最早的民营企业家之一。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张果喜演绎了从一个普通农民到时代弄潮儿的人生传奇。很多人关注张果喜从农民到富翁的过程，却鲜有人关注张果喜对促进民营经济在立法上“合法身份”的推进和中国法制的逐步完善对他企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个人办工厂 “勇闯”法律禁区

江西果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是余江工艺雕刻厂，创办于1973年。当时，张果喜靠变卖祖上的房产换来了微薄的资金，带着21名工人从濒临破产的镇办农具修造社分离出来，创办了余江工艺雕刻厂。这年，张果喜带上3名工友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上海，并找到了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与他们签订了20套雕花樟木箱的出口合同。
　　个人创办工厂在现在看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在上世纪70年代却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这样表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鼓励和指导它们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当时政策是不允许其壮大和发展的。但是，仅有初中文化的张果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一不小心就闯入了法律的禁区。
　　“严格上说，他的行为是违背当时宪法规定的，是坚决不允许的。”江西财经大学宪法学副教授刘虹如此评价。

始终不放弃追求 学会在市场中赚钱

　　随着企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资金、材料、技术已不再是企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主要矛盾，传统的经济体制和经营模式严重制约企业发展的状况开始显现。
　　为此，张果喜狠狠地抡起了板斧，劈向了“铁工资、铁饭碗、铁交椅”，并开创出一套工资分配、劳动用工和人事制度，建立了适合企业发展的新的管理体系。
　　但在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张果喜的这种做法显然被一些人认为是“疯”了。结果被批判为典型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是戴着红帽子的资本家。
　　9月2日，张果喜接受电话采访时说：“说实话，面对这些‘左’的压力，我苦恼过，疑虑过，甚至想不通，但我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
　　可喜的是，政策上的压力与法律的限制并没有让张果喜停步，他的企业在非议中艰难成长。到改革开放前，雕刻厂不但账面上开始有了一定数额的盈利，还盖起了一座1.2万平方米的新厂房，工人的工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求生存的最低目标基本实现。

助推民营经济身份转化

　　有学者指出，中国民营经济身份突破主要得益于两个人：江西的张果喜和安徽的年广久，前者对于民营经济起到启蒙作用，后者则起推广作用。
　　两者比较，惟一不同的是在助推民营经济身份转化上，年广久名气更被人知晓些。
　　改革开放后，一个自称是“傻子”的个体商贩给中国的理论界出了个难题。他叫年广久，他和两个儿子在家里炒制瓜子，然后摆摊兜售，炒出来的瓜子非常好吃，一磕三瓣，他将自己的瓜子称为“傻子瓜子”。“年广久是不是剥削”，这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争论。到1982年，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已经雇到了100多人。面对人们对私营经济发展的顾虑，在中共中央的一次讨论会上，邓小平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并提到了年广久这个典型。
　　邓小平对年广久的支持，使得人们逐渐感受到，私有经济并不是像过去说的那么危险。
　　“他们对民营经济的发展都具有很大贡献。”9月1日，曾长期研究私有经济的襄樊市委党校经济学教授陈圣安如此告诉记者。
　　“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破除禁锢是从1987年开始的，1987年中央5号文件中，去掉对雇工数量的限制，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才被彻底放开。”陈圣安进一步指出，直到1988年3月初，中共中央建议修改宪法个别条款。一个月后，“私营经济”的提法出现在中国的根本大法中。宪法中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此时，距离张果喜创办工厂已过去了15年时间。

法律为非公有制经济护航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大潮涌动。这年秋天，张果喜再次来到上海。这一回他看中了出口日本的佛龛。张果喜自任攻关组长，进行技术攻关，组织人员生产，佛龛顺利地打入了日本市场。
　　随后几年，佛龛这个“雪球”在张果喜手中越滚越大。“余雕”产品牢牢占领了海外市场。20世纪80年代初，当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年收入还只有几百元时，张果喜已是一个亿万富翁。
　　“没有一次次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机遇，就不可能有我个人命运的奇迹般的变化。”张果喜回忆说。
　　张果喜在市场经济下大赚钱正是得益于当时国家政策的松动与立法的推进。
　　党的十四大提出：“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则明确提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非公经济禁区从此全面被打破。
　　2004年修宪时，又增加了“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内容。
　　而在近30年里，张果喜的政治身份也发生了大变化，他先后担任过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副会长、江西省个私协会副会长，并先后当选为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等。
　　“可以说，正是政策的改变、法律的完善为他的企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为他个人也赢得了巨大荣誉。”刘虹副教授总结说。

好政策好法律是致富的明灯

　　一位知名的企业家说到政策（法律）与财富的关系时说：“政策是天。”这句话看似是口号，其实是包含着深刻的哲理。
　　长期市场中“厮杀”的张果喜似乎已非常明白了政策、政治对经济的作用。
　　“做企业要讲政治！”张果喜多次对员工重复这句话。他经常说：“我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受益者。”在果喜集团，每星期的二、四、六晚上，是企业党员思想学习的“法定”时间。果喜集团没有公共关系部，执行该职能的是党办。在一个私营企业，这并不多见。
　　“没有一次次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机遇，就不可能有我个人命运的奇迹般的变化。”张果喜回忆说，“在许多人还不敢想的时候，我不仅想到了，而且做到了，我占领了市场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江西师范大学政教系副主任王和平从事马克思主义教育已有20多年。在他看来，一方面，市场需要个体私营经济，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远远超过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中国，党和政府的好政策绝对是真正的致富明灯，没有党的好政策，谈致富，那就是天方夜谭，
　　也许从张果喜的言行片段中，我们可以一见端倪：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策法律的支持。不过，他忘记总结的一句话是：正是个体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上层建筑的大变革。根据国家经济的宏观经济调控划分，改革开放30年大致出现了7次政策性根本变革，对社会、经济和人的生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可以预言，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变革的步伐不会止步！